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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毕业于江西一所职业学院自动化专业，卢森进了工厂的*个岗位，是在流水线上打螺丝。

  早上八点，工人们排着队到车间“训话”，无非是一些打打士气、提提要求的内容。工作开始后，每隔两小时能休息15分钟。女人们大都坐在工位上休息，男人们则有个好去处——位于车间顶层楼梯拐角的吸烟区。

  站或坐在那两层水泥台阶上，玩手机或闭目小憩，大多数时间工人们都十分沉默，偶尔能听到些许刷短视频的声响。卢森更喜欢倚在窗台边，他说，“这15分钟才是彻底自由的。”

  15分钟过去后，他必须要回到工位上打螺丝。要按照编排的顺序打，一整天都在重复这一个动作，每一天都在重复前一天的工作。

  时间久了就只剩下枯燥甚至有些莫名的“痛恨”和害怕。他没学到啥东西，不了解什么时候能往技术方向上发展，也不知道离开工厂还能做点什么，令他更害怕的是，变得麻木。看完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卢森学到了一个新词——体制化，他认为这个词很适合他。

  一开始你恨这个围墙，然后你渐渐习惯它，最后你依赖它，这是体制化。“我好像离外面的生活有些远了。”卢森说。

  影片中，监狱中的老托马斯温和、积极，努力工作清洗自己的过错，50年的监狱生活后，他获得假释。但出狱后，托马斯是那样的惶恐与不安，他已经没办法回到高墙之外。自由给了他希望，希望带给他死亡。

  “工厂里的大部分人都是麻木的，他们可能想过离开，但是离不开了。”卢森想要走出这里，他说，“今年年底，我得好好考虑还能做什么。”

  《中国青年报》教育学科部曾于不久前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发放问卷调查，了解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意向，共收到有效问卷26596份。调查发现有63.97%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会选择进入工厂、工地、车间等一线%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发现周围同学毕业后会选择电工、焊工等实体经济岗位。

  「新熵」所接触的在一线基层岗位工作的受访者，对工厂的描述多为环境差、收入低、枯燥、脱离社会，他们的故事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出当下工厂工人真实的生活现状，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职业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不愿再去往工厂。

  戎月的美容工作室开在某商圈内的一栋住宅楼内，进门靠墙的柜子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护肤品，大门正对的房间里放着两张美容床，地方不大，但干净整洁。每日，戎月在这里热情地招呼每一位上门做皮肤护理的顾客，并向他们耐心讲解日常护理技巧。

  三年前，中职毕业生戎月有些迷茫，抱着试一试和先赚点钱的心态，随大潮进了深圳一家纸箱厂。在那里，戎月明白了“工厂不是她该去的地方”。

  工人们每天起码要在流水线个动作——盯产品、停机、剔除废品、开机。听起来这10个小时很难熬，但是在大多数工人的感知下，流水线上的时间是很好打发的。戎月说，“经常是早上8点机器开动，我低头开始工作，机器停下我再抬头已经是下午6点了。”

  车间机器声能轰轰隆隆持续一整天，在流水线工人们很难与别人正常交流，时间一长，工人的分析能力和与人交流能力都会被慢慢腐蚀。戎月回忆，那些做了20年一线的员工，他们的眼睛基本都是呆滞的，当生产出现一些情况了需要他们分析，他们更多是会告诉你“听从领导安排就好了”。

  伴随着最后一个产品被送出流水线，戎月当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拿起手机一看“噢，已经是凌晨3点了。”她打开手机中的手电筒往宿舍的方向走，自己手中的那一束光只能看到前方不到5米的距离，剩下的就是无尽的漆黑了。那是一种让人绝望的寂静，除了偶尔的几声蝈蝈叫。

  恍惚中，戎月突然发觉自己已经重复这样的生活很久了。光阴似箭，在无限的重复与折腾中478天如一日，失去的又何止是时光呢。

  离开深圳后，戎月来到离家最近的省会城市——郑州。几番周折，她决定去学美容。可能是在厂里待久了，起初美容店老板与顾客的对话，她一句也听不懂。“那是一种痛恨自己没用，又无力改变的状态。”

  戎月也没想到一年之后的今天，她能有属于自身个人的一家店。回老家时，经常有年轻人跟戎月抱怨，“工作这么难找，不如我先去工厂呆两年。”戎月只会告诉他们，“去工厂还不如去便利店做售货员，起码能与人打交道，能获得更多信息。”

  2020年毕业于普通二本机械自动化专业的张宇，对自己的定位很准确——技术工人。刚毕业时，张宇就明白做“技术工人”是有门槛的，所以想着先踏实从一线做起，积累经验。

  但很快，张宇就发现了自己只是每天重复在流水线上干一件事，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3个月过去了，张宇感觉自己的知识水平依然停留在书本上。

  为了能够早些从事一些技术上的活，张宇想报个培训班，一打听才知道学费不菲，2万元。对于刚毕业不久的张宇来说，这不是小数目。

  他询问了身边工友发现，愿意花这笔培训费的学员，大多数已经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多年的人，离开这个行业不如学点东西往上再走一步。

  往上走并不意味着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好的待遇，比张宇大一届的学长在完成积累后去了深圳做工程师。张宇说，“公司制造设备卖给工厂，学长的工作内容是去现场调试，完成最终交付。”

  这份听起来还不错的工作，工作体验却十分“劝退”，应届生试用期半年，月薪2500。工作一年几乎都在出差，只有一个月待在公司。而这一个月，张宇的学长几乎天天加班赶设备交付期。

  十年前，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厂”还是很受追捧的地方。如果想去富士康工作，身高、体重、年龄等都有硬性要求。一切达标后，男员工需上交1300元，女员工上交1200元才能入职。而一个普通员工的月薪仅470元。

  现在，富士康这样的流水线工厂却遭遇了“用工荒”。9月底前，富士康急招20万名工人，并许下高额奖金。只要在职90天，在岗55天，遵纪守规，每个新人都能拿到10200块钱。在郑州港区富士康，这一个数字在几天前曾达到13000元。

  “招聘一名电工，薪酬6000-7000元”，前脚在深圳某QQ求职群发出消息的王峰，后脚就被踢出群聊。工人都嫌这点工资太低了。

  可这和深圳普工4500元的工资“天花板”相比已经不算低了，王峰给出的“很少加班”也很人性化，但是却没人相信，毕竟工厂的薪资还是以加班为主。

  浙江宁波，戴新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所在的实木家具定制厂用人缺口高达30%，为了和“缺人”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抗，戴新不断给工人加薪，普工的工资从5000元上升到7000元。

  企业招工的成本日渐提高，从业9年的蓝领招聘从业者李华深有体会。李华进入蓝领招聘行业，那时劳务市场正在发生“调转”。

  2011年以前，个人想要进工厂是需要给劳务中介交钱的。李华入行的时候中介已经要开始掉头找工厂要钱了。“除非一些特别好的工厂，还需要个人支付400到800元介绍费。”再往后就没有个人交中介费的说法了。

  相反，工厂招人成本逐渐提高。李华大概给算了笔账，现在市场上，工厂每从中介这里收一个人就要交大概相当于工人工资的15%-20%。现在普通电子厂的普工工资涨到4000-5500元，而且劳务公司介绍的工人每多干一个月就要交一个月中介费。这样看来，工厂每从中介那里招一个工人，一年就要花费6000元以上。

  由此可见，工厂无论在工人薪资还是招工方面成本都有所上升，与此同时，摆在工厂面前更严峻的问题就在于原材料的上涨。

  2020年开始，锂、铝等原材料成本上涨了30%-40%，木料板材的成本价格则上涨了30%-50%，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没有议价能力的小厂是扛不住一直给工人加薪的。

  那这些出走工厂的年轻人都去哪了？“好些人都去送外卖了。”李华说，“现在有技术的人慢慢地难找了。”

  据央视财经报道，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网约车司机总数突破3000万人。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劳动力产业间的迁徙，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 来自制造业工人。

  另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农业人口转移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为51%，主要是做家政、物流、餐饮等服务行业。

  “宁跑外卖挣三千，不当工人五六千”成了千万打工人的一句口号，急速壮大的互联网产业，如同一块海绵，正吸引慢慢的变多的青壮年劳动力。

  从本质上讲，劳动力群体的转移是从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加工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低门槛的快递外卖行业。

  为什么外卖员、滴滴司机类零工对年轻劳动力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从收入来看，此类平台型企业工资制度简单直接，大都采取计件或记次方式，劳动者可以在软件中直观看到收入的上涨，由此产生一种“多劳多得”的公平感。

  同时，平台兴起之初总伴随着较大规模的风险投资，所以会采取较大力度的就业者补贴吸引来吸引劳动者参与，外界“动辄过万”的收入传闻让不少年轻劳动者心动。

  此外，互联网工作的“自由”与工厂的“重复”比起来，似乎更符合年轻人对工作的期待。工厂流水线工人常称自己为“拧螺丝钉的人”，高度重复、服从于机器的高速节奏，劳动者逐渐标准化。

  而平台型企业中，大多劳动者只需要完成非连续性的工作任务，工作地点、时间都可自行决定，虽有平台的监管，但相比于工厂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平台型企业显然更为人所接受。

  但是，随着平台黄金期的消逝，平台型经济的劳动力红利也进入了瓶颈期。36氪曾指出，美团每开一个新城就需要更加多的劳动力，且骑手的流动性不断加剧，美团骑手今天的用人缺口依然高达30%。

  同时，随着从业人数的增加，骑手的收入也正在被稀释。美团财报显示，2019年，一个骑手的月均工资下降到5968元左右。平台型企业是不是真的能成为蓝领工人的新栖息地有待观望。

  2018年7—10月，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中伟，与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邓韵雪，曾在广东省19个地级市共608家制造公司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问卷和实地调查。

  调查结果为，有299家（占50.08%）企业已经或多或少实施了“机器换人”项目，通过引进工业机器人、电脑数值控制机床等自动化设备来替代人工；另有16.42%的企业也准备实施“机器换人”。

  调研结果也精确指出，企业引进机器人或自动化设备与“招工难”有关。有40%的企业引进机器人或者自动化设备是因为当前招工很难，人力成本较高，使用机器人能缓解招工压力，降低人工成本。

  无论是因为劳工市场的变化还是因为市场要求，中国工厂的转型是必然且为人乐见的。然而新发展必然带来新问题。“机器换人”过程中创造出了新的岗位和技术需求，但大部分企业却存在普遍性缺少技术型员工。在孙中伟和邓韵雪的调查中，59.82%的企业表示缺技术工人，54.06%的企业表示缺研发人员。

  江苏师范大学讲师杜连森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于今年6月发表了一篇名为《“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与教育的“空洞”》的论文，他在职业学校里看到了一个“空洞”的世界。

  职业学校是培育学生“一技之长”的地方，职校生虽然是现行考试制度的“失败者”，但他们仍能够最终靠学习技能来实现人生发展的另一种可能，这既是职业学校的目的，也符合职校生和家长的期望，因此，职业学校的工作重心应当是在技能培养方面。

  然而杜连森调查期间所在的职业学校，核心内容是身体动作、精神气质、着装配饰等学生的规训与管理，与之相比，技能培养反而退居较为次要的位置。

  学生一旦进入职业学校这个大环境之后，就不自觉地开始“混日子”，杜连森将职校学生的“混日子”理解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的驱动。这种结构性力量的真实面目，就是学校整体“重规训，轻技能”的底层教育逻辑。

  大部分学生寄希望于，从最后一个学期的顶岗实习中弥补在学校期间仅学到一些“皮毛”的遗憾，然而工厂重复、枯燥的生活却让他们更加苦闷。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职校毕业生不愿意再去工厂工作，但更深层的问题则在于，工厂要去哪里找技术型工人？